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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钱游
宗馥莉恐怕都不知道,宗庆后还有三个美国籍私生女。
娃哈哈再掀遗产争夺案,宗老的娃们不能哈哈了。
就在近日,香港高等法院的诉状让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遗产秘密彻底藏不住了,其遗产继承人——宗馥莉被告上法庭。
起诉人不是别人,正是三位自称“宗庆后同父异母子女”的美国籍兄妹——宗继昌(Jacky)、宗婕莉(Jessie)、宗继盛(Jerry)。
他们的诉求很明确:阻止宗馥莉动用家族信托中18亿美元(约会人民币150亿人民币)资金,并依据早年承诺,要求每人获得7亿美元的分配权利。
据彭博社援引信源称,争议焦点指向宗庆后2003年设立的一项离岸家族信托,资金原计划通过娃哈哈的股东分红逐步注入。
图源:彭博社
三兄妹的律师团队称,宗庆后曾在美国与娃哈哈早期高管杜建英维持长期伴侣关系,并育有三名子女。
2003年设立的信托,就是为这些子女的未来作出的经济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宗庆后本人终其一生极少在公众面前谈论私事,家庭生活也始终保持低调。
但随着他2024年辞世,围绕信托账户的一笔笔资金流动也逐渐浮出水面。
尤其是2024年5月的110万美元转账,成为三兄妹起诉的导火索。
他们认为,宗馥莉“非法处置”了这笔属于信托账户的财产。
而宗馥莉的回应也毫不示弱。
她在庭审材料中明确表示:“不认可对方证据,也未收到任何遗产或信托执行指令。”
图源:微博
更关键的是,她亮出了“父亲最后遗嘱”的副本,声称宗庆后已于2020年立下明确遗愿,指明将所有海外资产留给她一人,并剥夺其他继承权。
这份遗嘱由两名娃哈哈高管作证,未见任何家庭成员签名,真伪尚需法院核实。
这场诉讼不仅牵动亿万财富,更可能撼动整个娃哈哈集团的股权结构。香港法庭目前决定将裁决延期两个月,要求各方提交补充证据。
与此同时,杭州中院也已立案调查宗庆后生前控制的部分娃哈哈股份是否属于遗产范畴。
这场财产风波之外,更令公众震惊的,是宗庆后隐秘而复杂的家庭结构逐渐被揭开。
从公司公关口径到主流媒体认知,宗馥莉一直以来是“唯一继承人”。
宗馥莉是宗庆后与元配施幼珍所生,是娃哈哈的“独生女”、接班人、董事长。
但在诉讼文件中,另一个名字频频被提及:杜建英,一位曾长期担任娃哈哈海外战略总监的女性高管,也是三位美国籍子女的母亲。
图源:百度百科
据公开资料,杜是浙江大学高材生,90年代初被宗庆后亲自招入娃哈哈核心管理层,曾掌管多个海外项目。
据内部员工回忆,她与宗庆后关系亲密,宗馥莉赴美留学期间由其陪同照顾,这段关系已在内部悄然流传多年。
图源:微博
三位子女的出生时间与宗馥莉赴美重合,几乎印证了这段隐婚式的家庭结构。
宗继昌出生于1996年,目前从事投资行业;宗婕莉活跃于跨境电商领域;最小的宗继盛则聚焦科技创业。
他们虽未出现在娃哈哈的股东名册中,却在宗庆后生前接受过私下照顾,多份银行文件与电话录音也显示宗庆后确有意通过信托方式为三人留下遗产。
这不是简单的“继子继女维权案”,而是一次对长期隐而不宣家族结构的司法挑战。
而对于企业来说,一旦家庭秩序动荡,公司治理也将遭受连锁反应。
而宗馥莉面临的,不仅是资产争夺,更是一场深层的家族博弈。
这场家族争产案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横跨了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套法律体系,牵涉民法、信托法、公司法等多个法律交叉地带。
从目前材料来看,三位原告的核心主张围绕“信托已经设立、资金已到账、剩余未履约”展开。
信托设立于2003年,地点为香港,资金账户设于汇丰银行。
据称信托文件中有宗庆后的签名,有银行转账凭证,也有助手的证词支持“信托生效”的合法性。
而宗馥莉则拿出了一份2020年签署的遗嘱,称宗庆后“最后意愿”已明确将海外资产交由她一人继承。
问题在于,该遗嘱未经过公证,仅由娃哈哈高层见证,并未涉及宗庆后其他家庭成员。
如果信托文件被认定为有效,那么遗嘱将被视为晚于信托设立且未能推翻原信托架构,宗馥莉可能面临重大败诉风险。
反之,如果遗嘱被认定有效,信托资金就可能被认定为私人资产,归属她个人所有。
更复杂的是,《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继承权。但前提是父亲在世时明确承认其身份,或通过事实行为予以照顾。
目前尚未有公开文件显示宗庆后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三位美国籍子女,但信托资金的设立与流动是否足以构成“事实抚养”行为,将成为判决关键点。
法律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家族企业在面对跨境信托安排时,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规划意识,一旦家族成员去世,便会进入法律空窗期,留下巨额资产无人接管,最终演变为一场家族宫斗剧。
与这场突如其来的家族诉讼几乎同步进行的,是宗馥莉执掌娃哈哈满一周年后的改革计划。
2025年2月,她宣布成立计划中心,整合原本分散在生产、供应、销售三大业务线的运营机制,希望通过一套数字化系统打通产供销环节。
这在娃哈哈内部被认为是一次“大刀阔斧”的组织变革,也被解读为她全面接掌实权的信号。
内部员工对她评价两极化。
一方面,她对一线员工极具人情味,不催打卡、不爱加班、不发深夜信息,还首次引入育儿假制度;
另一方面,她对中高层极度严格,不容许空洞PPT、不能接受没有结构逻辑的方案,极其强调执行效率。
与宗庆后那种稳中求细、纸笔述职的管理哲学相比,宗馥莉更倾向于快节奏、扁平化、强执行的现代打法。
这种反差既源自她在宏胜二十年的独立管理经验,也来自她身上海外教育、现代企业治理的双重标签。
但现实是,哪怕她在组织变革上取得阶段性进展,外部市场的挑战也越来越强:农夫山泉在年轻人群中攻势猛烈,元气森林、新茶饮品牌蚕食中高端饮品市场,娃哈哈的核心产品仍未脱离“老字号”的固有印象。
更重要的是,这场家族纠纷已远远超出私人问题范围。
若香港法院判定信托属实,宗馥莉所掌控的家族海外资产可能受限;若杭州法院支持“隐秘兄妹”的继承权,其所继承的公司股份将被稀释,甚至影响董事会席位。
对宗馥莉来说,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完成组织重组,而是如何在家族合法性和继承博弈中站稳脚跟,不让改革努力被一纸遗嘱或一笔信托功亏一篑。
这场高达百亿的遗产纷争,表面看是家族内讧,实则折射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制度的空白与漏洞。
宗庆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年营收超400亿元的饮料帝国。
当信托遭遇遗嘱、当合法继承碰撞隐婚结构,一切过往的默契都可能在他去世之后土崩瓦解。
娃哈哈是第一家站上风口的,不会是最后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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